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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4日,与往常一样,国务院国资委副部长级干部赵华林总是早早就来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当天的环境类新闻。虽然已经离开环境系统3年多,但每天关注环境热点新闻已经成为他改不了的习惯。

  谈起环保,赵华林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虽然自己是新中国第二代环保人,但有关环保工作的一些重大事件基本都参与其中——从打击洋垃圾进口、作为环保专家参与WTO入世谈判,到推动企业达标排放、经历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再到制定中国减排路线图,作为技术组组长牵头起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赵华林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环保领域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拿赵华林的话来说,改革是艰辛的,但成效也是显著的。巴黎圣日耳曼官方合作伙伴“环保事业是我的第一职业,也是我一生不离不弃的职业。”揭秘1:

  1957年出生于河北张家口的赵华林,在1989年迎来了人生转折。当年公务员制度改革后,赵华林成为第一批招考的公务员。也正是通过此次考试,他从北京市资源综合利用研究所技术副所长的身份,变成当时国家环保局污染控制司固体废物管理处一名公务员。

  “当时环保领域的重点是关注水和大气,固废其实是非常冷门的部门,但后来却成为最受关注的部门之一。”据赵华林介绍,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某大学教授偷运洋垃圾到京,成为因洋垃圾造成污染被抓的第一人。为了遏制洋垃圾污染问题,中央成立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环保局、海关总署等九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这批洋垃圾是从青岛上岸的,我们当时在那边住了将近一个月,那时候我们常常是凌晨3点还在给有关部门摘发信息,控制违法人员,严厉打击之下才把进口废物管起来了,并由此建立了防止洋垃圾进口的法律和管理制度。”

  赵华林说,打击洋垃圾进口提升了全社会对固体废物管理重要性的认识,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全面固废管理开始起步,中国封堵洋垃圾进口的围墙也正式建立。

  赵华林介绍,化学品进出口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大,1994年5月,原国家环保局化学品登记中心正式成立,中国开始建立化学品的评审制度。国际上也围绕化学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开展了斯德哥尔摩公约、鹿特丹公约谈判,要求化学品进出口国际贸易实行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并提出禁用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但当时我们在化学品环境管理上的阻力非常大。欧洲有8个国家联合给我国全国人大发文件施加压力,要我们废除化学品进出口环境管理规定,说这不符合WTO的规则,巴黎圣日耳曼官方合作伙伴!所以试图阻止我们加入WTO。”赵华林说。

  当时正是中国“复关”谈判的关键期,作为“中国入世工作组”成员之一,赵华林被安排就化学品进口管理与欧洲8个国家进行谈判。虽然精通英语,但赵华林还是要求给安排一个最好的翻译。“在那种场合需要表达愤怒、失望等细微的情绪变化。”

  赵华林说:“当时我就和这些国家的谈判代表说,自己正在参加联合国关于化学品国际贸易环境管理公约的谈判。欧洲一些国家的代表先前指责中国,说中国化学601117股吧)品进口不实施环境管理,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现在开始严格管理了,你们又告诉我们别管了,影响国际贸易了,到底中国对化学品进出环境是该管还是不该管?他们听了之后就不讲了。”揭秘3:

  在担任两年多原环境保护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后,2010年12月,赵华林又担任原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并在新职务上一直工作到2013年10月,也就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发布后的一个月。赵华林也成为大气十条最主要的参与者之一。

  再次调回污染防治司(以前叫污染控制司),赵华林的心情是复杂的。当时全国灰霾天气逐渐增多,北京的空气指标虽然达到蓝天标准,但PM2.5并没有纳入评价指标。“北京当时对PM2.5有监测,巴黎圣日耳曼官方合作伙伴,只是没有公布,因为当时空气质量标准里没有PM2.5指标。”而在全国范围内,多数地区仍没有PM2.5监测。

  “当时十二五环境规划里面要不要加入PM2.5指标争论很厉害,有人说,除了北京,其他地区没有监测,数据不清楚,而且防治方法也不成熟。当时想在十二五环境规划中先列一个预期性的指标,不作为必考的项目,探索、关注5年后,到十三五的时候再列入考核指标。”赵华林说,当时雾霾频繁出现,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国家修订了空气质量标准,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标准中,也就将PM2.5列入了“十二五”环保规划考核指标。

  如何治理这个陌生的PM2.5,也成了当时社会中讨论最激烈的话题。受委派担任大气十条起草组技术组长的赵华林率有关方面专家组成的考察组,特意去美国待了20天“求经”。

  这次美国之行,赵华林详细了解了美国治理雾霾的全过程。回国后写了一个报告,提出灰霾的治理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但也是可以治理的。美国用了40多年时间才解决了雾霾问题,中国彻底解决雾霾可能不需要40年,但20年左右的治理期可能是需要的。

  “当时在起草大气十条的时候压力特别大,那时候也不敢定具体的(下降)指标,我们天天讨论、争议。还有大气应急预警机制也引起激烈讨论,当时一些人就担心,停课、停产等会对政府的形象有所影响。”赵华林说,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015年,赵华林调至国务院国资委,任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然而他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关心和思考从来没有间断。他认为,中国根本解决雾霾问题还需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只有经济结构特别是能源结构得到根本调整,雾霾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根源还是污染物排放量太大。大气治理的原则是,治标与治本相结合:近期是以治标为主,包括加大环境管理力度,加强重污染天气的应急措施、监督等;治本是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治标是为了给治本赢得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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